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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张衡的资料,以及张衡的资料简介30字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张衡,(公元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汉族。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汉朝官员,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另外,历史中的三国、隋朝时期,以及现代都有与张衡同名的人物。
张衡朝代:两汉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 ,南阳五圣之一,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在东汉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
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被后人誉为“木圣”(科圣),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后人为纪念张衡,在南阳修建了张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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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年,张衡任太史令,这是古代专司天文的官职,从此张衡更有了专门从事天文观测研究的方便条件。他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研究,写出了世界天文学史上不朽的名著《灵宪》。他打破了盖天论“天圆地方”的说法,提出了浑天思想,并指出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宇宙是无边无际的,而天体是毛有限的,只是宇宙的一部分。
他还解释了日食、月食形成的道理,从而开始了我国历史上预报日食、月食的历史,而这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117年,张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
这是个球形仪器,用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他还用滴漏壶与之相联,用滴水力量推动齿轮带动浑天仪,一天一转,可将天文现象按时按刻显示出来。这一发明,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121年,张衡被调任公车司马令,但他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
126年,张衡再次被任命为太史令。由于精心观测和研究,他认识到地震是可以测定的。经过不解的努力,终于在他五十五岁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的地动仪。此仪器用青铜制造,形象如大酒樽,在樽的周周围分别镶着八条龙;按照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排列,每条龙嘴里各衔着一颗铜球,如果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传来震波,哪个方向的龙嘴里的铜球就会滚落下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衡
张衡,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人 ,南阳五圣之一,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
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在东汉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北宋时被追封为西鄂伯。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喜欢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
扩展资料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著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隋书·经籍志》有《张衡集》14卷,久佚。
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被后人誉为“木圣”(科圣),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后人为纪念张衡,在南阳修建了张衡博物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衡 (东汉时期著名天文学家)
张衡(78-139),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汉族。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汉朝官员,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今河南省南阳市城北五十里石桥镇)。祖父张堪是地方官吏,曾任蜀郡太守和渔阳太守。张衡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有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使他能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从而给他后来的科学创造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1]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
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张衡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登基后张堪受荐拜官。曾被任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蜀郡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拜为渔阳(今北京附近)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他又教人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人民由此致富。所以,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伐蜀时他是首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对公孙述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珍宝毫无所取。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奉调离蜀郡太守任时乘的是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向学,很有文采。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首都洛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一位青年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崔瑗是当时的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也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等学问。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8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著的《太玄经》。他在这些方面的名声引起了汉安帝的注意。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迁尚书郎。次年,迁太史令。以后曾调任他职,但5年后复为太史令。总计前后任此职达14年之久,张衡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升为侍中。但不久受到宦官排挤中伤,于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调到京外,任河间王刘政的相。刘政是个骄横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地方许多豪强与他共为不法。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3年后,他向顺帝上表请求退休,但朝廷却征拜他为尚书。此事颇有蹊跷,因尚书的官职远低于侍中或相,他是否应征,史载不彰。就在这一年(永和四年,即公元139年)他即告逝世。
张衡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著《灵宪》,作浑天仪。此外,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灵宪》是张衡有关天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
《灵宪》上述这4点都很有意思。其中第一点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实际情况要比这种概括复杂得多。第二点则与古希腊人的思想完全相合。而在中国,则在张衡之前还没有人提起过,并且在他之后也未对此点给予重视,这就使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点虽然说得非常含混难解,而且完全不正确,但它却显然是在寻求说明行星运动之所以有顺逆迟速的力学原因。这种努力的本身值得在整个天文学史上大书一笔。1500多年之后,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里提到了类似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对日、月、五星有一种类似磁石吸针的力量。王锡阐的思想的力学性就更明确了。虽然张衡、王锡阐的思想都并不正确,但是行星和它们的卫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地球是一颗行星)的运动,的确都是受到万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因此,追究这些天体运动中的力学原因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西方,对于这种力学原因的探讨在张衡之后的1000多年里仍然是没有的。许多伟大的希腊天文学家都只有对日、月、五星的运动作精细的运动学描述,而从未想到过解释其力学原因。力学原因的探讨要直到16世纪科学革命开始之后才被提出来。第四点也很有意思。《灵宪》的行星分类正好是太阳系中内行星与外行星的分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是绕太阳转的,而月亮则是绕地球转的。所以,“附于月”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张衡和其他古人一样,把月亮作为阴的代表。不过,从金、水两内行星的运动来说,人目所见的鲜有和外行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行星只能从晨出于东方开始一个会合周期。而内行星则在一个会合周期不但可以晨出于东方,而且还可以像月亮一样,昏出于西方。正是由于这种昏出于西方的相似性,《灵宪》才提出“附于月”的说法。
(7)关于星官。满天繁星,古人将它们组合成一个个星组,以便于对它们进行辨认和观测。这些星组少则一星,多则数十星。这样的星组古人称之为星官。由于各个天文学家的取舍、组合方法并不都相同,因此形成了许多家不同的星官体系。直到张衡时代,流传于世的星官体系有以《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体系,有石氏、甘氏、黄帝以及“海人之占”等等的体系。对这些各有特色的体系,张衡作了一番比较、整理和汇总的工作,发展出了一整套收罗恒星最多的新体系。《灵宪》记载,其中“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张衡的这一星官体系整理工作比(三国吴)天文学家陈卓总结甘、石、巫咸三家星官的时代要早100多年,而且所包括的星官、星数比陈卓要多得多(陈卓所总结的有283官1464星),成就当然要比陈卓大。可惜张衡星官体系已经失传,这是我国恒星观测史上的重大损失。
与恒星星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灵宪》中提出了星空里还存在一种“微星”即很暗弱的星,其数有11520颗。这个数字并非严格得自实测,而是来自《易经》中神秘的“万物之数”。数字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张衡认为有微星存在,且星数比亮星多得多,这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8)流星和陨星。天空中除了日、月、星(古称三光。星包括行星和恒星)这些常见成员外,还不时见到流星之类的天体。《灵宪》认为“及其(按:指三光)衰也,神歇精,于是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这里,张衡继承了前人“星坠至地则石也”(《史记·天官书》)的思想,对陨石的来源予以较正确的解释。同时,张衡还探讨了陨星产生的原因,认为是与日、月、星的衰败有关。虽然这个想法不正确(太阳系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流星体,当它们在运行中与地球相遇,进入大气层后因摩擦而燃烧,便成为流星;较大的流星体在大气层中未及烧尽而坠落地面,便成为陨星,或称陨石),但是,每个天体都有发展到“衰”败死亡的阶段,这却是非常科学的结论。张衡的这个思想非常合乎辩证法,而且也正是西方古代天文学中所缺乏的。
与陨石相联系,《灵宪》中对恒星的产生也有一种解释:“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种星生于地的见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几百年的天地相应的思想的反映。《灵宪》说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些所谓天地之间的对应,纯粹出于人的主观附会,毫无内涵上的科学联系。例如,所谓天的九位(即古人所谓九天)和地的九域(即所谓九州)全都是中国古人的人为划分。所以,这种相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张衡之所以会有山岳之精气上升为星的想法,原因即在于他见到的陨星至地都是石头,而山岳则正是最多石头的地方。石头又怎能上天?所以必然会想到这是山岳的精气,这就可以上升到天上成为星。这些反映了陨石来自天外的思想。而在西方,直到17世纪,还有天文学家认为陨石并非来自地外的说法。
《灵宪》作为一篇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当然仍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点外,比如文中还把嫦娥奔月的神话当作事实记载在内,甚至说嫦娥入月后化成了蟾蜍。至于文中流露的种种星占术思想,那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倒也不必去苛求张衡。总之,尽管《灵宪》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天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梁代刘昭赞颂张衡是“天文之妙,冠绝一代”,其评价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灵宪》这篇杰出的著作。
张衡所做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天球星象运动用的表演仪器。它的外部轮廓有球的形象,合于张衡所主张的浑天说,故名之为浑天仪。这架浑天仪在《晋书·天文志》中有三处记载。一处是在“天体”节中,其中引到晋代科学家葛洪的话说:“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在“仪象”一节中又有一段更具体的细节描写:“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这里又称为浑象,这是早期对仪器定名不规范的反映,并不表示与浑天仪是两件不同的仪器。第三处则在“仪象”体之末,说到张衡浑天仪的大小:“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也。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
从这三段记载可知,张衡的浑天仪,其主体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不过张衡的天球上画的是他所定名的444官2500颗星。浑天仪的黄、赤道上都画上了二十四气。贯穿浑天仪的南、北极,有一根可转动的极轴。在天球外围正中,应当有一条水平的环,表示地平。还应有一对夹着南、北极轴而又与水平环相垂直的子午双环,双环正中就是观测地的子午线。天球转动时,球上星体有的露出地平环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过子午线,就是星中,而没入地平环之下的星就是星没。天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环上转动而不会落入其下。这部分天区的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当时称之为内规。仿此,有一以南极为中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外规。外规以内的天区永远不会升到地平之上。
张衡天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7个天体除了有和天球一道东升西落的周日转动之外,还有各自在恒星星空背景上复杂的运动。要模拟出这些复杂的运动远不是古代的机械技术所能做到的。因此,应该认为它们只是一种缀附在天球上而又随时可以用手加以移动的一种附加物。移动的目的就是使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位置和真正的位置相适应。
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这种刻漏只有一只圆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即浮子)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渐下降。刻箭穿过容器盖上的孔,向外伸出,从孔沿即可读得时刻读数。这种刻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滴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滴水速度则与管口的水压成正比变化。即随着水的滴失,容器内水面越来越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会越来越慢。为了提高刻漏运行的均匀性和准确性,古人想了两步对策。第一步是把泄水型沉箭式改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个圆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这个蓄水容器内,积水逐渐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渐逐上升,由此来求得时刻读数。第二步则是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补充下面滴失的水,这样,可使下面的滴水器水面的下降大大延缓,从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稳定性得到提高。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按这思路类推,可以在二级刻漏之上再加一级,则刻漏运行的稳定性又可提高。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如此等等。大概在隋唐以后,中国发展出了四级和四级以上的刻漏。不过,关键的从单漏到二级漏这一步发生在什么时代?在张衡以前的文献和考古实物中都没有提供明显的资料。
不过在一篇题为《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二级刻漏。这篇文章当是张衡或其同时代人的作品,原文已佚,现只在唐初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几段残文。文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其中所谓叠置当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所谓差置是指上下二具容器放置得不相重而有所错开。所谓再叠差置当是指有三层容器错开叠放。至于下面的蓄水壶又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和白天有所不同,所以张衡干脆就用二把。同时,这样也便于刻漏的连续运行。
《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是目前所知第一篇记载了多级刻漏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正是张衡作出了从泄水型沉箭漏到蓄水型浮箭漏和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重大的飞跃。
张衡在创作了浑天仪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只是在梁代刘昭注《后汉书·律历志》时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传世。刘昭注中把这段文字标题为《张衡浑仪》。称之为“浑仪”可能是刘昭所作的一种简化。在古代,仪器的定名并不严格。虽然后世将“浑仪”一词规范为专指观测仪器,但在隋、唐以前,“浑仪”也可用于表演仪器。刘昭所引此文与前面提到的《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是否原属一篇文章,此事也已无可考。不过从二者标题文字相差甚大这一点来说,说是二篇文章也是有理由的。不管这事究竟如何,单说刘昭所引,近人已有证明,它应是张衡原作。
我们考察刘昭所引的这一段文字大约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讲浑天学说和浑天仪中天极、赤道和黄道三者相互关系及彼此相去度数。第二部分讲所谓黄赤道差的求法和这种差数的变化规律。这是这一残文中的最多篇幅部分。第三部分讲黄道二十八宿距度以及冬、夏至点的黄道位置。仔细研究这篇残文可以得到两点重要信息。
其一,文中介绍了在天球仪上直接比量以求取黄道度数的办法:用一根竹篾,穿在天球两极。篾的长度正与天球半圆周相等。将竹篾从冬至点开始,沿赤道一度一度移动过去,读取竹篾中线所截的黄道度数,将此数与相应的赤道度数相减,即得该赤道度数(或黄道度数)下的黄赤道差。从这种比量方法可以悟得,中国古代并无像古希腊那样的黄经圈概念。中国古代的黄道度数实际是以赤经圈为标准,截取黄道上的弧段而得。这种以赤极为基本点所求得的黄经度数,今人名之为“伪黄经”、“极黄经”(实际当名为“赤极黄经”)等等。对于像太阳这样在黄道上运动的天体,其伪黄经度数和真正的黄经度数是相等的。而对黄道之外的天体,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当然,除了正好在二至圈——过冬、夏至点及赤极、黄极的大圆——上的点之外),距黄道越远,差别越大。
其二,文中给出了所谓黄赤道差的变化规律。将赤道均分为24等分。用上述方法求取每一分段相当的黄道度数。此度数与相应赤道度数的差即所谓黄赤道差。这是中国古代所求得的第一个黄赤道差规律。黄赤道差后来在中国历法计算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首创者的张衡其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除了刘昭所引的这段文字之外,在晋、隋两《书》的“天文志”里所引述的葛洪的话中转引了一段题为《浑天仪注》的文字;在唐代《开元占经》第一卷里编有一段题为《张衡浑仪注》和一段题为《张衡浑仪图注》的文字。把这3段文字和刘昭所引的《浑仪》一文相比较后可以知道,葛洪所引的《浑天仪注》这段文字不见于刘昭所引,而见于《张衡浑仪注》中。《张衡浑仪注》的剩余部分和《张衡浑仪图注》即是刘昭所引文字的分割,但又有所增删。除此之外,在《开元占经》卷二十六“填星占”中还有3小段题为《浑仪》的文字;卷六十五的“天市垣占”下小注中有题为《张衡浑仪》的文字一句。这4段文字也不见于刘昭所引。总括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刘昭所引只是张衡《浑仪》一文的节选。张衡原文的内容更为丰富一些。但丰富到何种程度,现已无可考。且自《隋书· 经籍志》以来的目录著作中,对《浑仪》(或《浑天仪》)一文从来只标注为“一卷”。因此,想来不会有惊人的数量出入。其二,张衡《浑仪》一文确曾被人作过注,还补过图注。注和图注大概不是一人所注,且大概不是张衡本人所加,否则就不会有单独的《浑仪》一文的存在了。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夏村),曾任尚书和河间相等职。他“天资氵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在地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地动仪”(公元132年),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在天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浑天仪”(公元117年),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著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等书,画出了完备的星象图,提出了“月光生于日之所照”的科学论断。在文学方面,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名著《东京赋》和《西京赋》,合称《二京赋》,描写了东汉时期长安和洛阳的繁华景象,讽刺了官僚贵族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南都赋》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南阳郡的社会面貌、人民生活和民间风俗。此外还著有《定情赋》、《同声歌》、《思玄赋》、《归田赋》、《四愁诗》等30余篇。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完备的地形图,并研制出了“记里鼓车”、“指南针”等。在数学方面,他著有《算罔论》,并计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66和3.1622之间。这和今天大家知道的圆周率虽稍有误差,但在1800多年前就能有这样精确的计算,不能不使人们感到惊叹。他的这一成果比欧洲早1300多年;在气象学方面,他制造出了“候风仪”,是一种预测风力、风向的仪器,比西方的风信鸡早1000多年;在机械学方面,他制造的“独飞木雕”是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还制造有土圭(日影器)、活动日历等;在艺术方面,他居东汉时期著名的六大画家之首。张衡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也是留给整个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张衡真的不愧是世界上公认的光彩夺目的科学家之一和文学的双子星!
出生 78
河南 南阳
逝世 139
中国 洛阳
居住地 南阳、洛阳
研究领域 天文学、数学、地震学、水力学、几何学、民族志、机械工程、农历、形而上学、诗歌
著名成就 地震仪、水力 浑天仪、圆周率、诗歌、宇宙模型、月食和日食理论
张衡 (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中国东汉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汉朝官员,河南南阳的学者。他在洛阳和长安受教育,起初在南阳做小官,后来成为了主要的天文学家并在朝廷做官。他对待一些历史和历法的问题毫不妥协使得他在当时存在争议,使他无法成为官方的历史学家。他在汉顺帝时期与宦官在政治上对抗,使他决定退出朝廷去河北。他回到南阳老家后不久就于138年被召回朝廷,然后于139年去世。
张衡将他的力学知识和齿轮用在了他的发明上。他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水力浑天仪,通过增加了另外一个缸改进了水钟,还发明了地动仪,它能探测到500公里外的地震。另外,他还改进了计算圆周率的方法。除了在星表中记录了2500个星星,他还研究了月亮和太阳的关系。他讨论了月球的球形、它反射阳光的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以及日食和月食的原理。他的诗赋经常被他以后的中国文人评论。张衡得到了很多荣誉,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通才。一些现代的学者还将他的工作和托勒密(86-161)相提并论。1802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生平
张衡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张堪是地方官吏。张衡从小好学不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全后汉文·卷四十五》)。青年时代游学长安、洛阳,在并进入当时著名学府太学学习。张衡用了至少十年来研习文学。
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张衡二十四岁,曾当南阳郡守的幕僚(南阳郡主簿)。
东汉永初元年(107年),张衡29岁,写成著名的《东京赋》和《西京赋》,总称《二京赋》。
永初五年(111年),张衡三十四岁,出仕京官郎中。元初三年(116年)张衡三十八岁,升为东汉历法机构最高官职;太史令。建光二年(122年),张衡出任公车司马令。永建三年至永和元年(128年-136年)张衡复任太史令,最后出任尚书。
三十岁后,张衡开始研习天文。对天文历算有深刻研究,著有《灵宪》、《灵宪图》、《浑天仪图注》、《算罔论》。
公元117年,张衡改进了浑象,设计制造的利用水利推动自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混象(即浑天仪)在洛阳完工。张衡所著的《浑天仪图注》是浑天说的代表作。
在《灵宪》中,“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指出月亮本身并不会发光,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月食。”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月食成因。在《灵宪》中,张衡还算出了日、月的视直径,记录了洛阳观察到的恒星2500颗。还测出了地球绕太阳一年所需的时间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
阳嘉元年(132年),他制成世界上第一个地动仪——候风地动仪[6],可以准确测出地震方位,并令使官记录地震方向地点,积累了许多可贵资料。
在数学上张衡发明、作为圆周率的值。
文学成就
张衡也是汉代有名的赋家。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将汉赋从长篇大论的堆砌文字,转变为抒发心灵的短小篇章。在张衡的年代,盛行汉赋的模拟风潮,他也有充满模拟成分的作品,《二京赋》即为其代表。但是他的《归田》、《思玄》一类的作品,形式较为短小,一扫汉赋先前那种铺采摛文、虚夸堆砌的手法,运用清丽抒情的文句,描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情,内容和形式都起了变化,对后代的辞赋也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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